张 蕾｜均质效应、社群生活与个人困境——中国通俗小说对现代城市问题的映现

摘要

擅长叙写城市故事的通俗小说可以成为考察现代城市问题的重要视角。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叙述城市故事大体沿着“温犀秦镜”的路径展开，城市已成为重大的症候呈现在现代人、现代作家的视野中。人口是城市问题的基础。晚清城市人口急剧增长，直接推动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广陵潮》《歇浦潮》《人海潮》等现代通俗小说，以“潮”的形象叙写现代城市人口问题，为城市的均质效应作出了生动阐释。人口在城市中集成的“社群”是均质效应的酝酿和发散之处，而个人要在城市潮流中生活，是以牺牲个人性为代价的。西美尔及受其影响的沃思等城市社会学家，在二十世纪初所作的理论思考，可以对照出同一时期中国通俗小说对城市问题的形象展示。伴随现代城市兴起而来的这一城市基本问题至今依然内在于城市人的生活中。

#01 作者简介

张　蕾，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02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12－1917中国文学史料开掘与阐释研究”(项目编号：20BZW137)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城市与小说没有直接关联，但城市与通俗小说的兴起却有密切联系。鲁迅说：“宋都汴，民物康阜，游乐之事甚多，市井间有杂伎艺，其中有‘说话’，执此业者曰‘说话人’。说话人又有专家，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五)尝举其目，曰小说，曰合生，曰说诨话，曰说三分，曰说《五代史》。南渡以后，此风未改。”“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宋话本是中国白话小说初期时的代表，也即白话通俗小说兴起时的一种文体。鲁迅说白话写书在唐末五代就有了，这种白话写作也与市井间的说话、俗讲相联系。“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古代白话小说就是通俗小说，所谓“别有艺文”即与文言小说的传统不同，通俗小说兴起于“市井间”。城市繁荣、商业发展，是通俗小说生成的土壤。

关于通俗小说与城市的研究，有《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鸳鸯蝴蝶派：二十世纪初中国城市中的通俗小说》)等专著，也有《论明代城市发展对通俗小说的影响》《城市特质、通俗小说与“津味”的建构》等论文，都对这一问题做过相关研究。就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而言，其与城市的关系十分突出。范伯群说：“清末民初的转型期中，鸳鸯蝴蝶派在文化领域中是与上海的经济繁荣和上海市民社会初兴同步发展的‘正面形象’，是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滥觞’。”这一判断十分准确。晚清小说异常繁荣，这与晚清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范伯群在《论“都市乡土小说”》一文中对此有集中阐述：“‘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是一个现代都市通俗文学流派”，“这一都市通俗文学流派的作品中的最精华部分乃是它的都市乡土小说。”通俗小说与现代城市之间具有与生俱来的关系，这一观点毋需再详细论证，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通俗小说与现代城市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比如小说生产与传播、通俗作家的经历、市民读者，等等。本文主要着眼于通俗小说所建构的城市故事如何映照出现代城市的问题，这一角度可以关联到对城市社会史的解读，现代通俗小说可以成为一种方法。

01

作为方法的通俗小说与城市问题

现代通俗小说擅长叙写城市故事。被称为“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的《海上花列传》，于1892年开始连载时，就构建出了一个生气淋漓的晚清上海。胡适说：“韩子云与他的《海上花列传》真可以说是给中国文学开一个新局面了”。这一“新局面”含有多重文学史意蕴，打开现代都市景观，是其中的一重意义。像《海上花列传》一样，很多现代通俗小说的标题都直接以城市来命名，如孙玉声《海上繁华梦》(1898)、李涵秋《广陵潮》(1909)、包天笑《上海春秋》(1924)、张恨水《京尘幻影录》(1931)、刘云若《小扬州志》(1941)，等等。这些小说的作者或者就是城市本地人，或者久居于一座城市，对城市的熟稔程度不亚于故乡经验。如《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韩邦庆是今属上海的松江人，《京尘幻影录》的作者张恨水是安徽人，但大部分生涯是在北京度过的。这些叙写城市故事的现代通俗小说可以成为考察现代城市问题的重要视角，它们不仅提供了历史材料，也提供了研究方法。

(一)通俗小说的“温犀秦镜”

小说可以作为认识历史的材料。虽然小说故事是虚构的，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生活细节，却能照见出历史的真实状况。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道：“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小说且然，他更何论，善治史者能以此种眼光搜捕史料，则古今之书，无所逃匿也。”梁启超所论的小说史料也可以作为考察历史的方法。由小说的具体故事推及历史情状乃至历史细节，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已经得到了有效运用。例如《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一书谈道：“在《海上花列传》中，四马路的壶中天番菜馆，大马路的抛球场、福利洋行和亨达利洋行，静安寺路的明园(公园)，徐家汇官道西首的‘外国酒馆’，洋泾浜三茅阁桥侧的丽水台(租界早期著名大茶楼)，五马路上的仁济医馆，石路的祥发吕宋票店(彩票)，后马路的德大汇划庄，黄浦滩边的‘洋行码头’和‘火轮船’，以及沿街设置的‘自来火’或‘电气灯’，分别从休闲、消费、博彩、健身、医疗、金融、贸易、航运等各个侧面，勾勒出一座中西合参的近代国际都会的空间样貌。这些功能空间或设施，与纵横交错的马路互相定位，构成了19世纪90年代上海城市的地图指南。”小说《海上花列传》可直接成为“上海城市的地图指南”，这便是由小说认识历史的方法。小说可以补正史之缺，不仅是指小说叙述了不为史籍典册所容纳的人和事，还指小说突破了自身的文本界限，直接与历史相勾连。当然这样的小说是有一定的题材要求的，擅长城市叙事的现代通俗小说便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海上花列传》开篇道：“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虽有父兄，禁之不可；虽有师友，谏之不从。此岂其冥顽不灵哉，独不得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耳。”所谓“现身说法”就是要用自己的经历来劝诫，告知那些“冶游子弟”以真相。“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盛”，这是对现实的叙述，不是小说虚构，之后的“现身说法”故事在这一现实的城市背景中，便能传达出真相。当时人评价通俗小说，常会点明其写照现实的意图。如评李涵秋《广陵潮》有言：“温峤燃犀，妖怪难逃其目电。”“秦始皇悬镜照妖，魔怪遁形而敛迹；吴道子画图变相，屠沽改业而谋生。”评朱瘦菊《歇浦潮》道：“抉所谓诙异奇谲之事，一一传示世人。黑幕虽密，昭然立揭，而魑魅罔两，乃尽暴于天日之下，无可遁形。是则《歇浦潮》者，固犹一温犀，一秦镜也。其用意不亦盛哉。”评平襟亚《人海潮》说：“如秦之镜，如温之犀，万怪毕集，洋洋乎大观哉！”“网蛛生自谓‘人海潮’，余直谓‘人海镜’耳。”在这类评论中，常会见到“温犀秦镜”的比喻。温峤点燃犀角，照见水中很多怪物；秦朝有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人的五脏六腑，秦始皇常用它来分辨人心善恶。用“温犀秦镜”来比喻《广陵潮》等通俗小说，一是指小说能够揭示真相，二是指小说所揭示的真相大都是险恶的、非正面的。小说的写实性，就像一面镜子，把真相映入小说中，用小说来映现真相。《广陵潮》最初名为“过渡镜”就是把小说当成镜子的意思，由之袁寒云认为《人海潮》也可以命名为“人海镜”。

《广陵潮》等小说都叙述城市故事，“温犀秦镜”所照出的“妖怪”都是城市的罪恶。包天笑在《上海春秋》的《赘言》中对此说得十分清楚：“都市者，文明之渊而罪恶之薮也。觇一国之文化者，必于都市，而种种穷奇梼杌变幻罔两之事，亦惟潜伏横行于都市。上海为吾国第一都市，愚侨寓上海者将及二十年，得略识上海各社会之情状，随手掇拾，编辑成一小说，曰《上海春秋》。”清末就步入文坛的包天笑对城市的理解十分清醒，“文明之渊而罪恶之薮”是对城市的一个经典概括。文明兴起于城市，与此同时，罪恶如影随形。文明和罪恶是城市的两面，人们在向往城市生活的时候，必须应对各种危险。包天笑用“穷奇梼杌变幻罔两”来概括城市的罪恶，这些词的意思大体相同，它们的叠加使用，可见出一种被强调的深刻体验。《上海春秋》叙事的重点不是“文明之渊”而是“罪恶之薮”，这可以代表通俗小说的一般叙事倾向。在包天笑与毕倚虹合著的《人间地狱》中，这种叙事倾向在小说的题名中便表露无遗。毕倚虹在小说开篇写道：“世界众生，能有几人不在地狱中讨生活，偌大的世界，能有几处地方，没有地狱中的怪现状”。“因此在下发下一个愿心，将这些人间地狱中牛鬼蛇神、痴男怨女、狰狞狡猾的情形，憔悴悲哀的状态，一一详细的写他出来，做一幅实地写真。”小说把“地狱中的怪现状”放置于“那最繁华的上海地方”来“实地写真”，可以见出对城市的态度。如果往前追溯，这一叙事倾向在《海上花列传》中就得到了真切表现，在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更为典型。小说第二回叙述者有一段著名的自述：“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二十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蚀，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跟随主人公的阅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叙述了上海、杭州、苏州、福州、汉口、香港、天津、北京、重庆等诸多城市故事，主人公“应世的二十年”便是他在中国各地城市之间游历的经过，“魑魅魍魉”等“三种东西”就是他在这些城市中见闻的“怪现状”。

发表于1903年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以作为现代通俗小说叙写令人沮丧的现代城市故事的一个显著开端，之后有陆士谔《官场怪现状》(1911年)、李涵秋《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23年)等写“怪现状”的作品与文章纷至沓来，通俗小说叙述城市故事大体沿着同一路径展开。“魑魅魍魉”等城市罪恶在通俗小说的“温犀秦镜”中表现得形形色色，经济欺诈、行政腐败、情色诱惑，燕子窠、咸肉庄、仙人跳种种，都反映出城市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症候性问题呈现在现代人、现代作家的视野中。如果要追究城市之所以会成为“罪恶之薮”的原因，那么还需要从“城市”的形成条件入手。

(二)人口，城市的基本问题

城市的形成以人口为基础。城市人口的数量是衡量城市规模和“城市化”程度的基本指标。被认为是城市社会学创始人的美国芝加哥学派著名理论家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1897－1952)在他的经典论文《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中为城市下了定义：“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城市可以被定义为一个规模较大、人口密集的异质个体的永久定居场所。”显然，构成城市的一个基本要素是人口。只有当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并相对密集，才能形成城市。空间、地域、经济等因素，也是城市的构成条件，但在沃思的定义中，人口更为基本。另一位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人物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1864－1944)在《城市》(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一书中说道：“城市的组织方式、城市环境的特征，以及法令规范的特点，都最终取决于城市人口的规模、集中化程度与分布状况。”帕克同样把人口作为城市研究的基础，人口与城市之间具有最为基本的相互促成关系。

《城市》一书出版于1925年，正是芝加哥学派声名影响最大的时期。1933年，帕克来到中国，为燕京大学的学生开设课程，介绍芝加哥学派的学术思想，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路易斯·沃思是帕克的学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发表于1938年《美国社会学杂志》，在帕克城市研究的基础上，沃思通过这篇著名论文要建立起更为系统的城市生活理论。其中“人口规模”“居民密度”“居民和群体生活的异质性”是沃思建构城市生活理论的三个基础部分。以帕克和沃思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可以作为考察同时代中国城市问题的适恰方法。晚清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的中国通俗小说，叙写城市故事，正可以运用到对当时中国产生影响的芝加哥学派的基本视点。

除此之外，一些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方法也可以用来考察通俗小说与中国现代城市兴起之间的问题。例如，出生于芝加哥的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师亨利·丘吉尔(Henry S．Churchill)为其在1940年代后期写成的《城市即人民》(The City Is The People)一书撰写的《前言》中说道：“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城市是由人民构成的，对于这个观点我丝毫没有改变过。” “人民”是一个带有情感甚至政治色彩的词汇，如果去除其中的色彩，用“人口”或“人”来指称，那么这一观点就显得更为“基本”。为通俗小说所映现出的现代城市必须面对的问题便由这一“基本的观点”而生。

02

“人海潮”与均质效应

现代中国城市兴起于晚清，这与西方文化的入侵相关，同时，晚清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直接推动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一百年间新型的近代工商业城市逐渐发展形成了。”“不管政局如何动荡，它总是屹然而立，人口数扶摇直上，城市人口比重随工业发展而不断升高。正因为人口分布有了这种新的因素出现，所以二十世纪以后的人口地理分布中总有些‘异样’。例如江浙地区、冀鲁豫地区、武汉和重庆等大城市所在的长江中上游地区、广州所在的华南地区人口的增长都具有这种较稳定的上升因素”。中国现代城市的发展与城市人口的增长成正比，但人口增长也给城市带来了问题。

(一)通俗小说掀起的“人海潮”

就晚清以后中国的总人口来看，现代著名人口学家陈长蘅指出：“吾国现在人口生产率与死亡率皆甚高”，“惟吾国近年之人口增加率，虽不及欧美、日本诸国人口增加之速，但仍然逐年增加，则毫无疑义”。晚清以后，中国总人口虽然在增长，但增长速度不是很快，因为死亡率很高，而现代城市人口却增长快速，可见大量人口是在向城市聚集，由此便产生了“异样”。陈长蘅说：“吾国今日人口，约占全世界四分之一，而国家领土，则仅占地球面积十二分之一耳。为今之计，一面宜永息内争，巩固国防，不可再失领土一寸”；“一面宜振兴实业，奖励有用之科学技艺，并从事大规模之移民开垦；一面宜迟婚减育，力求人民品质之优强，生计之富厚与教育之普及，毋徒事人口数目之增加，庶乎其有济也。”陈长蘅用一系列“宜”希望解决“人口数目之增加”会出现的问题。受到陈长蘅人口研究的影响，许仕廉在讨论“都市人口之集中”的问题时说道：“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此都市人口继续增加之程序中，如何使都市人口接近乡野新鲜生活，不受城市生活所奴役咧？又如何增进都市的社会组织，减除都市生活的痛苦咧？”在社会学家的观点中，城市人口的增加和“都市生活的痛苦”是联系在一起的。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人都要面对人给城市带来的问题。

现代通俗小说对于城市人口问题有生动的写照。最典型的作品莫如李涵秋(1873－1923，江苏扬州人)《广陵潮》(1909)、朱瘦菊(1892－1966，江苏启东人)《歇浦潮》(1916)、平襟亚(1884－1980，江苏常熟人)《人海潮》(1927)三部都带有“潮”字的著名长篇小说。何谓“潮”？可先对这三部小说作一些解读。《广陵潮》原名“过渡镜”，据贡少芹《李涵秋》一书记述，《广陵潮》是李涵秋游幕武汉期间开始创作的，1909年初刊于汉口《公论新报》。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公论新报》被封，《过渡镜》连载至第五十二回。李涵秋回到扬州，经济拮据，《震旦民报》要重刊《过渡镜》但不给稿费，李涵秋不允，《过渡镜》在《震旦民报》只刊登了一星期就终止了。友人张仲丹去上海，李涵秋托他售稿。张仲丹找到商务印书馆的王蓴农，不果。时上海《大共和日报》经理钱芥尘“征求社会长篇白话说部，虽投稿者纷至沓来，辄不当芥尘意”。经叶德争推荐，李涵秋遂把旧作《双鹃血》和《过渡镜》的十回寄出，钱芥尘十分欣赏，《过渡镜》遂改成“广陵潮”之名，在《大共和日报》刊出。1915年夏，《大共和日报》停刊，钱芥尘供职《神州日报》，《广陵潮》在《神州日报》继续刊载至1919年，单行本最初由上海国学书室印行。小说创作时间从清末至“五四”，故事内容也叙述这段历史时期的风云变幻。“过渡镜”的意思就是对历史更迭、时代过渡的镜像式书写。改名“广陵潮”一是突出城市变迁，以作者所居城市——扬州为中心，南京、武昌、上海等地均构成了小说故事的周转空间；二是描述城市人在历史大潮中的波折命运。二十年代震亚图书局版的《弁言》道：“此书所写者扬州，扬州人之称许固不待言，然非扬州人亦靡弗称道其佳处，则其价值可知矣。盖是书借扬州以立言，其贤不音为全国社会写照，初非仅为扬州而作也。”《广陵潮》是写扬州城的著名作品，扬州是中国历史变迁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城市，可“为全国社会写照”。

上世纪四十年代百新书店再版《广陵潮》，严独鹤、张恨水等人为之作序。序言道：“今论其中所纪人物以数百计；论其中所纪情事，亦以数百计。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一事有一事之起讫；其间俱刻划入微，而又条理井然，丝毫不紊，此非有过人之才不办也。”故事人物众多，是《广陵潮》的一大特色，且大量人物都影射现实中人。贡少芹在《李涵秋》一书中专列一编“广陵潮索隐”，对小说中主要人物与现实中人的关系一一作了勾连。这些人物出入于小说和现实之间，在时代浪潮中翻滚沉浮，汇成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力量。“自《广陵潮》出，一时章回体小说，以‘潮’名者，不下数十种”。《广陵潮》问世后极受欢迎，以之为先导，李定夷《鸳湖潮》(1914年)、泗水渔隐《血海潮》(1929年)、耿小的《半夜潮》(1939年)等小说接踵而来，其中《歇浦潮》和《人海潮》最为著名。这两部长篇小说用与《广陵潮》类似的创作方法，叙写现代城市发展中的人潮故事。

《歇浦潮》1916年11月连载于《新申报》，连载五年，至九十回，整部小说共一百回，上海新民图书馆1921年、世界书局1923年出版单行本。创办《新申报》的王钝根为小说写序道：“海上说梦人丰度潇洒，爱交游，多闻上海社会诙秘之事，闲辄笔之于书，作长篇小说体，名曰《歇浦潮》，都一百回。余初读草稿三数回，即叹其章法之佳。” “歇浦”即黄浦江，指代上海。《歇浦潮》写的是“上海社会诙秘之事”，从辛亥写起，小说开篇道：“据说春申江畔，自辛亥光复以来，便换了一番气象。表面上似乎进化，暗地里却更腐败。上自官绅学界，下至贩夫走卒，人人蒙着一副假面具，虚伪之习递演递进，更有一班淫娃荡妇、纨袴少年，都借着那文明自由的名词，施展他卑鄙龌龊的伎俩。廉耻道丧，风化沉沦。”小说叙述的就是“廉耻道丧，风化沉沦”的种种表现，“上自官绅学界，下至贩夫走卒”，“淫娃荡妇、纨袴少年”是小说叙写的人物。《歇浦潮》里的人物都是主要人物，小说用一座城牵连各色人，“歇浦潮”之名是对上海社会变迁中人情世道的概括。作者朱瘦菊在小说的开端和结尾处都点明了“歇浦潮”的比喻义。小说开篇诗道：“歇浦寒潮日夜浮，浦边幻景逐波流。”结尾诗道：“奇奇怪怪人心险，实实虚虚世变搜”，“暗潮难遏不胜愁”。黄浦江的潮水和江边“幻景”映衬出世道人心的变迁，人心险恶，世道动荡，所以黄浦江水“寒潮”“难遏”。有研究者评论道：“在当初许多写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形形色色众生相的社会暴露小说中，它是最出色最畅销的一部作品。”一两位主人公难以体现世情变幻，众多人物才能汇成时代潮流，而这潮流震荡人心，令人不安。

《人海潮》是另一部叙写上海“众生相”的出色作品。1926年，平襟亚办的《开心报》上发表了一篇王小逸写的文章，文章影射了文化名人吕碧城，吕碧城遂把平襟亚等人告上法庭。平襟亚为躲避官司，蛰居苏州，养晦韬光，闭户著书，“写成长篇社会小说《人海潮》五十万言，内容大略是记他十年来在上海的交游及闻见。笔名用的是网蛛生。体裁如《广陵潮》、《歇浦潮》等相仿，共五十回”。小说于1927年出版单行本，共五集。何谓“人海潮”，小说《楔子》作了说明。“在下”来到一座孤岛上，“回想到卅年人海中勾心斗角，攘往熙来，自觉可笑。又见那魑魅揶人，射工伺影，更觉可怕”。“在下岛居无事，扳登绝顶，四顾茫茫，犹觉得人海之中潮势汹涌，潮声澎湃，心有余悸，悚然而下。” “岛居”指平襟亚隐居苏州的状态，在苏州，他回顾奔命于上海时“攘往熙来”的生活，感慨不禁。“人海潮”也是一个比喻，人就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其中多有“魑魅揶人，射工伺影”之事，《人海潮》便记录了这些令人“悚然而下”的人与事。小说初刊本中有一个《提要》，其中道：“第二集迄五集，写上海社会状况，风俗人情，历历如绘；其间有军阀官僚的豪奢，名士美人的风流，妖姬荡妇的放浪，市侩文妖的狡猾，其事极诡谲奇离，其情极哀感顽艳；阅之欢笑，悲哀，慨叹，愤恨，心灵随之震荡。”《提要》对“军阀官僚”众多人等，基本用贬义词来形容，这些人生活在晚清以后上海等现代城市中，由他们突显出了现代城市纷扰诸多的问题。

《广陵潮》《歇浦潮》《人海潮》是三部著名的现代通俗小说，它们的结构、故事、表意均类同，可以作为现代城市发展的产物或表征。它们生动写照出社会真相，切中人心，因此十分畅销，以致很快就有续作出现。1923年李涵秋在《晶报》上刊出《新广陵潮》，1924年李涵秋、程瞻庐的《新广陵潮》在《红玫瑰》连载。1922年朱瘦菊《新歇浦潮》在《红杂志》上刊载，平襟亚《人海新潮》则于1932年在《社会日报》上连载。1946年平襟亚又在《沪报》上重写《人海新潮》。人潮起伏，一波又一波，其中的故事是写不完的。1932年《人海新潮》开篇谈道：“却说上海这小小弹丸之地，物质的文明和人口的繁殖，在全世界的龙虎榜上，虽然没有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的分儿，论名次倒也不会沦落在一甲十名以外。”这可以看成是写“潮”小说的一个总起。潮流人事说不尽，“物质的文明和人口的繁殖”正是这些小说对晚清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城市特征的恰当概括。

(二)城市人口的均质效应

沃思在其城市生活理论中，把“异质性”(heterogeneity)作为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异质性”指个人而言。“都市环境中不同类型的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打破了刚性的等级界线，使阶级结构复杂化。”“都市的社会分层结构复杂多变，充满了差异。” “差异”或“异质性”使城市社会生活变得丰富，个人活力为城市发展提供了能量。可城市生活还有它的另一面即“均质化”(homogenization)：“虽然城市将不同类型的工作交由不同的个体来完成，并通过竞争和对标新立异、效率和创造力的推崇强化个体的独特性，从而使城市人口高度分化，但这也有均质化的效应。任何众多差异化的个体聚集之处都存在着趋于非个性化的过程。均质化趋势部分地是城市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城市生产必须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城市的设施不是仅为个人服务的。“异质性”和“均质化”是城市生活的两端，牵连着城市人的发展，趋向于任何一端都会产生问题。有研究者说：“战后均质化的影响渐渐退去，与移民新模式和民族性意识有关的多元化趋势更加显著”，这是就世界城市的大致状况而言的。在战前，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均质效应是城市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国城市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均质效应的表现十分明显。

中国城市人口在晚清以后快速增长，城市成为人口的聚集地。要满足城市人的生活，使城市人口成为城市生产的推动力量，是现代中国城市首要关注的问题，而非城市中个人的自身发展。均质化便是这一现象的表现形态。《广陵潮》等写“潮”的通俗小说叙写城市人潮涌动的“众生相”，描写类型人物，突出的是城市人口的群体形象。与其说这些小说里的人物故事千篇一律，不如说这些小说对城市人口的均质效应作出了生动阐释。

运用“温犀秦镜”的方法，通俗小说对人口均质效应的叙写往往是负面的。因为是一种现实写照，城市问题便由小说叙事揭露出来。《广陵潮》第六十回叙写辛亥革命，伍晋芳一家离开武昌城，小说描述道：“猛然听见前面说：‘城门已开了！’这一嘈杂之中，大家阵势已乱，一拥上前，如潮水一般，平空直倒下去。在前面的人，早已被压在地下，顿时死了有几百名男女。后来的人，也不问青红皂白，踏着死尸，飞践而过。那些军士恐人拥挤，吆喝着，见人不听，只得放了一声空枪。便有人喊：‘放枪了！快逃呀！’相互践踏，不肯走的，也容不得你再转回去。可怜卜氏一干人，早卷入旋涡去了。”这段文字是对“人海潮”的典型描述，众人“如潮水一般”拥出城去。武昌起义对普通城市民众来说只是恐惧，民众不解“革命”的意义。鲁迅在《阿Q正传》等作品中通过某一主人公的故事指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普通人思想的蒙昧。《广陵潮》则从正面写革命现场众人的反应，潮水一般的人群冲出武昌城，以避“祸乱”。从城市角度来看武昌起义，“卜氏一干人，早卷入漩涡去了”，此间没有个人位置，主人公一家被席卷而去，城市均质效应导致了人潮的共同行为。悲剧由此产生。人们“相互践踏”，“几百名男女”丧生。伍晋芳的儿子小美子“被大家践踏成为肉酱”。小美子的母亲朱二小姐本是个争强好胜之人，从此她偃旗息鼓，变成一个默默无闻的妇人。这便是均质效应的结果。

03

社群中的个人困境

均质效应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有更为具体的表现。沃思说：“城市中逐步滋生的以服务和物品的交换为基础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作为社群基础的个人关系。”“城市的社会控制主要通过正式的组织化群体来实现。”城市“群体”或“社群”是均质效应的酝酿和发散之处。

(一)城市的社群生活

何谓“群体”？1895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一书中，把文艺复兴以后为西方主导文化无视或者排除在外的非个人、非理性的一面，以“群体”名之。他说：“从平常的含义上说，‘群体’一词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个人，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民族、职业或性别，也不管是什么事情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一词却有着一种十分不同的重要含义。”“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采取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 “群体”具有一些特征，使得群体之中的人“个性消失”。受到勒庞深刻影响的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1925－2014)在他的著作《群氓的时代》(L'âge des Foules)中说道：“每个人都可以参加集体行动并感到他们都是平等的。因此，人们不能说，行为和思想在这种情境下会趋向‘平均值’。实际上，它们是最小的公分母的平均值，也就是说，群体中的人的思想行为会接近那些最低水准的人的平均水平。”群体的思想可能低于群体中的个人思想，群体中的个人会被群体淹没。把“群体”这一重要的社会心理学概念运用于城市社会研究，便可对应出城市人口的“均质效应”。

“社群”概念突出了群体的社会性质。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1921－1988)分析道：“首先，工业城镇的人口聚集，是人们的实体性集中(physical massing)，而总人口的大幅增加又加剧了这一趋势。第二，工人向工厂集中，机器生产必然带来的实体性集中；另外还有大规模集体生产的发展必然导致的生产关系的社会性集中(social massing)。第三，上述趋势带来了有组织的和自我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发展：一种社会性和政治性的集中。”城市发展，人口向城市聚集，“社群”产生是一种城市化现象。威廉斯把“social massing”和“阶级”“政治”等联系起来，突出其背后的观念意识。如果仅从表面形态来看“social massing”，也会提示出城市生活的一般问题。

晚清以后的通俗小说对“social massing”多有描述，城市的社群生活可以通过小说得到呈现。《歇浦潮》第四回叙述的“旧学维持会”就是一个典型社群：“会友一大半是本地绅士，其余不是诗人便是词客，真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没一个不是圣人之徒。这天正值会中开会，因此会友到的很多。今日所开的不是职员会，也不是评议会，却是聚餐会。与会的每人派出小洋五角，因此都是空腹而来，预备着大嚼一顿，装满了回去。”其中两个会员为提前开吃而吵了起来：“守愚怒道：‘这桌上的菜，难道单有你一人可以吃的吗？在座诸公，谁不是出了五角洋钱才来的，要你独霸一桌则甚？’九如笑道：‘钱先生又要性急了，时候还没有到呢，少停尽你的量吃便了。’守愚益发动怒道：‘你说时候未到，为何方才自己吃了一块熏鱼呢？’九如道：‘那是你说的，神农氏亲尝百草，无非辨味而已。’守愚道：‘难道你尝得，别人便尝不得的么？’九如笑道：‘世间那有第二个神农呢？’守愚大怒，将帽子一摔，便要和九如拼命。众人恐他们闹出事来，忙将守愚劝住，守愚恨恨不已。”小说中的“旧学维持会”是城市的一个社群组织，小说不谈这一社群如何维持旧学，只讲作为社群日常活动的聚餐。两个会员九如和守愚装模作样地要先尝菜品，差点大打出手，旧学道德在他们身上实难维持。九如和守愚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他们在小说中不显示个性，只代表群像。小说接着写会长汪皙子，他也是九如、守愚一类的人物。当女婿志敏病重时，皙子却在谋划“旧学维持会”侵吞龙华寺产业的事。志敏一命呜呼，皙子极力赞成年轻的女儿守节，以便保住志敏的财产。如此种种，均在揭露丑恶，“朱瘦菊写的是‘在在黑幕高张’的社会”。如果把城市看成是一个更大的“social massing”，那么《歇浦潮》《广陵潮》《人海潮》等小说对城市的书写都有类似的倾向。混杂在社会群体中的渣滓污秽是人潮涌动的城市的“罪恶之薮”。

帕克对城市的社群生活研究有一个概括：“与其他地方相比，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的人际关系显得更加缺乏个人情感，十分理性化，人们往往根据利益与金钱来界定彼此间的关系。因而，城市实际上可成为研究集体行为的实验室。”社群生活的样态在城市这座“实验室”中得到集中展现，《歇浦潮》等小说对城市中男男女女故事的叙述，可以放大为城市“实验室”的问题标本。例如《歇浦潮》写红珏等妓女与她们的相好之间的关系：“润生本晓得红珏手中略有积蓄，以为弄着了她，一生吃着不尽。岂知遇着她牢守关闭主义，件件开销要自己花钱。”写薛氏放浪自任：“薛氏自同白大块头结交以来，早与她们同冶一炉，不但尽她两个女儿自由，便是自己也人尽可夫，朝秦暮楚。不过她的朝秦暮楚与别人微有不同，别人大都注重金钱主义，她因自己手中饶有资财，故无一定宗旨。”在这些通俗小说中，维系男女交往的不是“个人情感”，而是“利益与金钱”。通俗小说的城市故事完全可以印证帕克的概括。城市的社群生活沦为了本质相同的乏味交易。

(二)个人困境，内在于城市的问题

在社群生活中，个人如何自处？当沃思把“异质性”作为建构城市理论的重要层面时，个人存在便不能被忽视。在《歇浦潮》中，作为个人的汪皙子、薛氏等人已和社群“同冶一炉”，成为城市的同流合污者，他们的个人性被群体的均质效应所吞没。而在《广陵潮》《人海潮》这类具有视点人物的小说中，个人的存现位置值得进一步辨析。《广陵潮》以主人公云麟的大半生故事为主要线索，叙述扬州城风云变幻的历史与人事。云麟是个才子，却并不出众；他有思想，却仅诉诸言论，缺少行动；他几乎没有事业，靠母亲的积蓄和情人的帮助维持生计。就小说结构而言，云麟的功能是串联起半个多世纪波澜诡谲的社会故事，他是历史巨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就人物形象而言，云麟不得不顺应纷乱杂沓的世事变幻，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在应接不暇的时代风浪中生活下来。他的一切都是被动的：他不能和青梅竹马的表妹结婚，因为表妹的祖母嫌他门第贫寒；他不得不娶一个平庸的妻子，因为这是他母亲安排的；他的情人离开他，最后又嫁给他，都不是他主动的结果。小说中的云麟不争取，不反抗，他逆来顺受于那个时代。《人海潮》的主人公沈衣云和云麟十分相似。他出生于苏州乡间，和几位青年好友同到大上海混世。海上繁华吸引着他，可他终究碌碌无为，在小说结尾处回到乡间。这些没有明显个性特征的主人公，固然可以视为通俗小说创作的缺陷，却能反映出城市生活的症结性问题，这些人都是城市生活的随波逐流者。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对此解释道：“思维能力是我们最强的适应性的内在动力。为了适应现象的变化和对比，思维能力不需要任何震撼和内在变革；然而，正是通过这样的内在变革，更加保守的思维才能够适应大都市事件的变化节奏。”“对大都市现象的反映被转移给那个生理组织，这个生理组织很不敏感，并远未达到个性的深度。”社会学家西美尔从精神生理角度对个人在城市中的“适应性”作出了剖析。这种“适应性”是失却个人性的结果。

城市研究者在描述“失控的”“无形状蔓生的”“单调的千篇一律”的城市社群生活时，常会联系到西美尔对城市精神生活的论述。1903年西美尔做了一次演讲，名为“大都市和精神生活”。在这篇著名的演讲稿中，西美尔对个人在城市中的境遇问题作出了深入研究。他认为个人在努力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厌世态度。“厌世的态度首先源自神经刺激的迅速变化和极为压缩的对比性。”“无限度追求快乐的生活使一个人变得厌世，因为前者把神经激发出了最强并如此长时间的反应，以至于神经最终根本就不反应了。”“大都市厌世态度的这种生理源泉也与源自货币经济的另一种源泉结合在一起了。厌世态度的本质在于迟钝的辨别力。这并不意味着客体未被觉察到，后者是笨蛋的事例，而是意味着事物的意义和不同价值并因此事物本身被感受为非实在的。它们以平缓和灰色的基调展示给厌世的人；没有一个客体值得优于另一个客体。这种情绪是对彻底内在化的货币经济真实的客观反映。”城市生活的刺激使神经反应因适应而变得迟钝，建立在货币经济基础上的城市繁荣，使价值感变得单一乏味。厌世态度的这两个来源植根于城市，这一精神状态让个人消极无闻，最终淹没于城市生活中。当沃思读到西美尔的这篇演讲稿时，大为赞赏，称其是“城市社会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中，沃思引用并阐发了西美尔的观点，认为“个体一方面被置于其他人的影响之下，另一方面在构成都市社会结构的社群中沉浮。”均质效应即在这种认识中被提出。个人要在城市潮流中生活，是以牺牲个人性为代价的。

《人海潮》的主人公沈衣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生长于乡间的青年人衣云对生活抱有期待，小说第十一回他来到上海，结识了一班混迹于书业的小文人，开始了他在城市的浪游生活。吃西餐、喝花酒、办出版社，城市的新鲜花样让他这个来自于乡间的青年目不暇接，忘乎所以。直到各种黑幕被一重重揭开，出版经营毫无文化道德，花丛温柔只是金迷纸醉。衣云的好友玉吾在临终时说道：“我的下场很惨，也是我的环境使然。”城市汲取了年轻的精神和肉体，“沈衣云自从玉吾死后，精神委顿，壮志销沉，镇日价怏怏不快”。厌世情绪让他不由生出回乡之念。小说第五十回衣云从上海回到苏州故乡，可故乡风物已时过境迁。丫头莲香寄身尼姑庵，青梅竹马的女友湘林香消玉殒。衣云终究还会回到上海，投入滚滚人潮之中。《人海潮》以乡村和城市的对照性结构，来呈现城市化对乡村的侵没。个人在城市化的浪潮中无所依从。

城市生活中的个人困境是现代人必须面对的问题。西美尔1903年的那次演讲也是基于同样的困惑：“现代生活中的最深层次问题是个人在面对巨大社会压力、历史遗产、外来文化和生活技能时，如何保持其自由和个性的存在。”《大都市和精神生活》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其结论多少显得有些无奈。个人无可避免地要被卷入城市人潮之中，同时个人又在为保存一点自我而奋力挣扎。如何在城市的异质性和均质化之间取得平衡，并非易事。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群己权界论》，开始了现代中国人关于个人与群体关系的思考。此后，这一思考常被放置到民族国家或大众化的言说框架内，而较少从现代城市维度来介入。通俗小说恰于此处作出了充分实践。发表于1903年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开启了个人沉浮于城市的怪诞故事，接着《广陵潮》等小说进一步生动展示了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人困境问题。这一问题从晚清中国的城市社群开始，至今依然内在于城市人的生活中，若隐若现。或许这是城市与生俱来的，随同沃思所建构的城市生活理论一并生成。

往期推荐

《社会科学》往期目录

《社会科学》往期摘要